发布时间：2024-11-28 05:44:55 来源: sp20241128
1908年3月3日，法国探险家伯希和走进敦煌藏经洞，两个多月后，他所选的数千件珍贵文献装箱起运，离开敦煌。
1910年4月26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法图）抄本部迎来该馆最丰富的一批东方收藏品——伯希和敦煌收集品。此后，法藏敦煌文献或零散影印，或通过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片出版，供学界利用。
100多年后，这批宝藏被编成《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首次以高清彩色图录形式在中国出版，开启了敦煌文献出版和研究的历史新一页。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盛洁介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将刊布法藏敦煌文献P.2001至P.6040的图版，涉及文献编号4000余号，图版近40000幅，定名文献6000余种。目前已出版60册，预计全书160册，2025年完成出版。
学术价值极高
“如果以编号来算敦煌收集品的多少，依据获取顺序，排在前四位的是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但如果以综合学术价值占比来衡量其质量的话，法藏文献应排名第一。”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说。
荣新江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一书主编，也是走访过四大敦煌文献收藏地、“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历史学家。他说，伯希和比他的先行者、英国人斯坦因精通汉语，而又比中国清政府官员和俄国的奥登堡捷足先登。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清理洞窟积沙时，偶然发现了现在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洞内保存着数万件用汉文、古藏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希伯来文等文字书写的文书和绘画珍品。
1908年，伯希和来到莫高窟。因为精通汉语、熟谙中国文化，他获得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将洞中文书全部翻了一遍。他自知无法带走所有宝物，确立了三大挑选标准：佛教大藏经未收的藏外佛典、带有纪年的写本、非汉语文书。因此，伯希和所得敦煌汉文文书和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非汉语文书学术价值极高。
荣新江告诉记者，法藏敦煌文献中，6世纪的早期典籍、各类纪年写本、大量藏外佛经、儒家经典《论语》《尚书》、道教文献《老子化胡经》等，对于传世文献均具有补充和重要校勘价值。《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地理文献、寺庙账历、占卜文书、法律文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面貌。大量非汉语文书，印证了丰富多彩的丝绸之路。
对书法史和写本学研究多年的法藏敦煌文献整理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史睿说，法藏敦煌文献中的唐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欧阳询书法拓本、草书佛经经疏等书法作品，以及白画、经变图卷、佛像、绢本画等精美绘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研究古代文献，确定其年代是重要一环。法藏敦煌文献仅汉文文献有明确纪年的就达500余件，在北京、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四大藏家中比重最高，这些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有助于断定其他敦煌文书的相关纪年。
从缩微胶卷到黑白图版
研究敦煌学，敦煌文献是基础。
1909年9月，伯希和返回巴黎时在北京停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获知伯希和随身携带有敦煌珍本，废寝忘食地抄录和研究，促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兴起。
1910年4月，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入藏法图抄本部。在随后的60多年里，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前往巴黎阅读和翻拍部分文书原件，或者获得法图与伯希和等法国学者寄赠的文书照片，或者在相关学者研究征引的研究成果中看到。
上世纪70年代，法图将所藏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开始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人所利用。
19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大学三年级上“敦煌文书研究”课时，开始用摇缩微胶卷机看法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他研究的第一件文书，是伯希和带到巴黎的P.3016。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是与其业师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这篇征引了一些法藏敦煌文献的论文很快被译成法文，发表于巴黎出版的《敦煌研究论文集》第三集上。
1985年，台湾学者黄永武完成140册《敦煌宝藏》的出版，其中法藏敦煌文献部分根据缩微胶卷影印。从缩微胶卷到纸质图书无疑前进了一步，但图书所用缩微胶卷受制作条件限制，存在一些误差和缺漏，以及看不清楚之处。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图合作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较为清晰的黑白图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更好的素材，但它仍然以缩微胶卷为主、部分重新拍摄制作。
“有些文书缩微胶卷看不清楚，恨不得一步跨到巴黎去核对。”荣新江说，比如，P.4065《曹元深上朝廷表文稿本》在缩微胶卷上看到的是一片黑，断断续续露出一些字，后来到巴黎一看原件，字都看得见。
在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中，有些朱笔的校正点记和文字往往无法释读，有些淡朱笔所写的文字更是无法全录。对此，荣新江说：“我调查用淡朱笔抄写的一些重要文书，如《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这座碑原来立在莫高窟332窟前室南侧，后来上半截佚失，下半截收藏在敦煌研究院库房里。我们知道P.2551有这方碑的抄本，是淡朱笔抄的，这些红色笔迹在原来的缩微胶卷上完全看不到。”
从2008年开始，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和法图网站陆续发布过一些法藏敦煌文献的彩色图片，但是许多文书的编号没有汉语定名，图片清晰度有限，一些比较难以解读的文本至今无人做过透彻研究。
“因此，我们决定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法藏敦煌文献。”荣新江说，向研究者提供准确、逼真的原卷图版，使每一张图版尽可能保持原貌，清晰可读，力求准确地为每件文书确定标题，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
精干学术团队精细打磨
最新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所收范围包括：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所获全部汉文文献；原列入汉文文库的粟特文、于阗文、梵文和部分回鹘文文献；部分汉、藏文同卷共存，既有汉文文献编号也有藏文文献编号者。其内容丰富，包括佛教典籍、道教佚书、四部文献和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
面对涉及如此之多语种和领域的法藏敦煌文献，荣新江组织了由多种语言、多领域学者构成的整理小组，既有以写本学和书法史研究见长的史睿，研究唐史的王楠、包晓悦、何亦凡，研究敦煌写本文化史的冯婧；也有研究梵文、粟特文、于阗文文献的范晶晶和陈瑞翾，研究回鹘文文献的付马和藏文文献的沈琛，用数字人文方法研究敦煌写本的郝雪丽，以及荣新江的博硕士生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李子涵等主力队员。他们学术各有专攻，密切合作。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高清全彩的敦煌文献图像，而且对一些文书给出了全新定名、解题。
从公元3世纪起，《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就在汉地传译开来。19世纪末开始，我国新疆、敦煌地区出土了不少这部佛经的于阗文与梵文残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范晶晶研读包含于阗文《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咒语的法藏敦煌文献P.2026、P.2029、P.2782与P.2855，同时考察现存的梵文、于阗文残叶以及各个汉译本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新疆地区出土的于阗文《出生无边门陀罗尼》抄本残叶缺少咒语部分，P.2026、P.2029、P.2782与P.2855正好可以补足。
从事敦煌汉文佛典研究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严世伟，在观摩高清彩色图像，与整理小组深入讨论之后，认为法藏敦煌文献P.2335是一份失传已久的南北朝时期的《成实论》注疏，而且很可能是成实学派的中坚、梁代三大法师之一僧旻的《成实论义疏》。
《成实论》是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佛典之一，由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译。P.2335首尾俱残，现存文字472行。1970年，法国学者谢和耐与吴其昱主编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没给出这件文书确切定名，推测它可能是《成唯识论》的注疏。2000年出版的黑白图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将其定名为“佛经论释”。此后，P.2335极少有人关注。在史料匮乏的现状下，P.2335新比定出是《成实论义疏》，无疑将深化学界对南北朝佛教的认识。
荣新江表示，借助彩色高清图版，可以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评判，对前人较少措意的敦煌文献进行新的探讨。
“彩色图版提供了可靠的图像依据，有助于推进敦煌写本物理形态的研究。可以推进中古读书及其文化分层问题的研究，开辟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新路径。”史睿说，读书语音问题是中国古代书籍史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人重视书籍的朗读和背诵，但要研究中古时代的读书音及其文化史，往往苦无资料。敦煌唐写本中所见各类读书音痕迹，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细节。
经初步观察，敦煌写本书籍中保存了四种文化层级的读书音，其中一种为在文本的异读文字上加朱点标志读音。朱笔标音之法在敦煌写本中有其痕迹。全彩印刷的法藏敦煌文献，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掀开敦煌研究全新一页
打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1册，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多年的复旦大学教授张小艳就感受到高清彩色图录非比寻常，“使原卷朱笔改字、增字、删字之处得以原生态清晰显示，可谓纤微毕现”。
她向记者列举了第1册第一件文书——P.2001。在这件内容为《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并序》的文书中，有一句“以为宅有者大非”，“非”原写为“悲”，后来书手发现写错了，用朱笔把下面的“心”涂灭，这是朱笔改字；另有“可谓化缘斯尽，能事毕功，遂乃迹灭”，最后一字“灭”原来抄丢了，书手发现后用朱笔添在了“迹”的右下侧，这是朱笔补脱；再有“行可一月余”，一开始写了两个“余”，书手发现后用朱笔将多出的“余”涂灭，这是朱笔删除。
“这些在以前出版的法藏敦煌文献中，都无法呈现出来。”张小艳说，彩色图录出版，原生态地展现文书中改字、增字、删字的真实情境，有助于准确释录写本内容，同时对了解唐五代时期书手抄写的改字习惯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是其中的重点项目，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则是《敦煌文献全集》最先出版的一种。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说，荣新江教授策马领衔，带领史睿等学者组成学术团队，率先编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可谓“导夫先路”之举，有“遵道得路”之功，不仅在敦煌学术研究和学术史的意义上夯实了流散海外敦煌文献的全方位整理研究和回归的扎实基础，也开拓了新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新途径。同时，对开展其他海外中国文物的全面调查、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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