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12-06 04:24:09 来源: sp20241206
春运开启,一场大迁徙正在北京这座城市进行。拉着行李箱的年轻学生、手提肩扛大包小包的务工人员,涌向大大小小的交通枢纽。
车站,是故乡与远方的中转点。北京西站,列车大多发往西部和南部,铁路线延伸,串起几个“打工大省”。作为全国客运量最大的火车站之一,从1月26日到3月5日,为期40天的春运,北京西站预计发送旅客490余万人。
这几天,晚上十点后,北京西站地下广场和候车室两侧商铺陆续关门,脚步声、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乘客说话的声音依旧不断,为了赶上早上的列车,人们常在这里坐等一晚。
在深夜的候车室里,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回家。这场团圆会让他们抛开所有的社会身份,回归到父亲、儿子、母亲、女儿……
年,是过去与未来的衔接。在外奔忙的人在年尾回到故乡,见想见的人,给家人做上几个菜,送出精心挑选的礼物,修整自己的院子……待来年,他们带着新的期待,继续生活。
父亲的行李
大概两个小时前,向代贵坐在地上,靠着行李睡着了。
1月30日凌晨四点,北京西站第五候车室,广播响起,四十分钟后出发的当天第一班列车开始检票。“滴、滴……”身份证在闸机上刷过,人群从他身边经过。
终于有空位子。他起身坐下,搓了搓脸。四川遂宁人向代贵今年57岁了,脸上的皮肤接近黑黄色,胡子长了出来,说起话来,沟壑聚在两颊和额头。
他一进候车室,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一米五六、一百零八斤的小个子,用一根竹筒扁担,挑两只满满登登的化肥袋,里面是衣服和被褥;扁担两头还挂了一串塑料水桶,桶里装着衣架、水壶、电锅和几盒方便面。
担子有四十公斤重。年轻的时候,他在工地干小工,能挑起比这还重的担子,有时是水泥,有时是砖头。现在,这些重量已经让他觉得吃力。
带有四川口音的中年女人来跟他搭话,“老乡,你怎么带这么多行李啊?”不止一个人对他有疑问。向代贵的嗓门大,说话周围两三排的人都听得到,“都是些衣服破烂,都带回家了。”
过去一年,他漂在北京的五六个工地上,中间还去了一趟沈阳,哪里有活儿去哪里。每次换地方,他都带着这些行李,除了手机里的钱,这是他在外的全部家当。
回家,这些东西还得带着。“带着吧,我们在农村,都有用上的地方,不然过年出门打工还得再买新的,多浪费。”
他吃过苦,11岁时,父亲生病,家里穷得没饭吃,他跟着母亲出门讨饭,做“告花子”。向代贵不在乎周围人的目光。在地铁站,他担心自己东西多、坐扶梯会影响别人,只坐直梯。地铁上,有人打趣问他“是不是收破烂的”,“我只收不卖”,向代贵笑着回应。
地铁上、火车站里,拉行李箱的人越来越多。但像向代贵一样的农民工,依旧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打包行李:特大号印有“中国旅游”的帆布包、床单、尼龙袋,都是他们最常用的。
拿行李多的人,总是自觉地占据检票口“第一”的位置,想快速通过,不耽误后面人。
比如已经在检票口等着的那对夫妻。他们要去湖北十堰,分三趟运来大大小小12件行李,行李箱、背包、手提包……在检票口一一码好后,两人坐在装衣服的包上守着。他们已经四年没回家,北京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越塞越满当,扔又不舍得,便趁这次回家都带走。
每一件行李都有他们的用处。候车室的另一个检票口,立着不知道谁的两台饮水机;回河北邯郸的家政阿姨,绑了一把新拖把在行李箱上,准备带到家乡的楼房里用;河南三门峡的黄升,在怀柔一处工地做保安,他带了五只小号水桶,来年给樱桃树施肥的时候能用到。
回家的时间是一件需要计算的事情。在到达北京西站之前,黄升要倒两趟公交、两趟地铁,花四个小时。计划在车站过夜,他穿上加绒的牛仔裤,绿色帆布包里还带了一件军大衣。
对向代贵来说,回家也要计算成本。K817次列车在早上八点零四分出发,行驶一天一夜后,他才能下车。硬卧410元,他不舍得,因为硬座只要236元。
他奔波了大半辈子,靠自己的努力,和腿脚残疾的妻子把日子越过越好。年轻时,向代贵在工地干杂活挣钱,养大了女儿,2008年大地震后,他又重修了家里的房子。
最近十年,没法再卖力气,他找了“轻松”的活:在工地上做“钢结构”,简单来说,就是把建房子的一根根钢架搭起来,打螺丝,上油漆。为此,他常要爬到高处,只有一根安全带系着,得时时小心。
“人越老越想家,越想回家过年。”这次,向代贵打算回去看看丈母娘,走走亲戚;女儿和女婿吵架了,他得帮忙处理;另外,他计划等拿到工钱,一定要把家里的院坝给打(修)了,了却自己十多年来的心愿。
母亲的挂念
1月27日,零点五十分的列车发走,清洁车亮着黄灯驶过,候车室的座位空了一大半。下一班列车发车时间接近五点。旅客们将要度过疲惫又难熬的下半夜。
近一半人抵不住困意,有的把床单铺在地上,躺下;有人趴在行李箱上,有人枕着同伴的肩膀。凌晨一点钟,黄梅(化名)给手机充好电后,把背包放在座椅扶手上,斜着入睡。
54岁的黄梅原本没打算回家。她在天津做育儿嫂,春节期间,正是城里的家政工缺人的时候,活好找,工资也比平时高,她想多挣些钱。
但一听到妈妈过年回不了家,视频电话那头的小儿子立马眼眶红了。黄梅心软了下来,决定回去。17岁的小儿子今年高三,在高考前的关键节点,黄梅不想让这事给儿子带来情绪波动,影响到他的学习。
她也想孩子。她说,育儿嫂这份工作是舍下自己的孩子,去带别人的孩子,“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啊。”
她带了一个背包,手提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天津麻花。
北京西站到广西黎塘的K21次列车,早上八点二十分发车。前一天晚上九点,黄梅就从天津坐车赶到北京西站,吃了一盒泡面后,在候车室里坐着。没有买到硬卧车,她要坐33个小时硬座回家。
在这个年纪,独自来北方打工,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黄梅的老乡在雄安工作,告诉她“这边机会多”。去年9月,她从广西的农村来到2000公里外的天津,经过培训面试后,住到了雇主家中。
北上之前,她已经在广西拿到了金牌月嫂证、护老证。家政公司的培训,主要的作用是让她了解北方、适应北方,同住宿舍的北方姐妹也教她蒸馒头,炒合北方人口味的菜。
但黄梅还是闹了一些笑话。工作第一天,雇主在菜单上列出鱼香肉丝,这是她没听过的菜,公司的姐妹告诉她,食材有猪肉丝、木耳丝、胡萝卜丝……“鱼呢?鱼香肉丝怎么没有鱼?”这句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说到这,黄梅双手捂脸,也忍不住笑弯了腰。
后来,她又知道,“荷塘月色”原来是几种蔬菜的混合炒,也跟着雇主家的老人学会了摊鸡蛋薄饼、擀饺子皮。
她盘算着,等到家,要把新学的这些“名堂”做给儿子和丈夫尝尝。但懂事的儿子已经提前问好妈妈想吃的菜,等黄梅到家,就能喝到煲好的鸡汤。
在天津待了五个月,黄梅还是不适应寒冷干燥的天气,嘴唇上火起泡,手也干裂,在雇主家三个月,她瘦了十斤,儿子在视频里看到她,心疼,“妈妈,太累的话就回家吧!”“没事的,没事的。”黄梅每次都这么说。
她很勤快,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她会回到公司宿舍,里里外外收拾一遍。同事们和她关系好,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处出了感情,这也成了黄梅在异乡的精神支撑。这次回家,还有姐妹在微信上给她发来红包,叮嘱她在路上买点好吃的,照顾好自己。
与黄梅隔着一个座位的,是去往湖北荆州的李雪花和她5岁的小儿子。她原计划预约凌晨两点从大兴到北京西站的车,但没司机接单,只好提前打车来。
孩子困了,躺在妈妈的厚衣服里怎么都不舒服,哼唧着一遍遍问,“妈妈,车什么时候到啊?”
李雪花和丈夫在北京打工,5岁的小儿子在老家,公公婆婆帮忙带。她想孩子,儿子一放寒假她就回荆州,把他接到北京团聚。
身边有人不理解,跟她说,“反正春节都是要回家的,就这几天时间了,还把孩子接去干吗?”李雪花觉得不行,即使只有几天,她也想让孩子待在身边。
凌晨三点的候车室里,李雪花把自己的羽绒服拉链拉开,紧紧包着儿子,轻轻拍着,哄他入睡。
孩子的礼物
1月31日,23岁的苏俊熹和梁桂豪坐在座位上,刷手机打发下半夜的时间。他们读大四,刚结束在天津的实习,回广西和家人团聚。
梁桂豪的包里有几份天津的报纸,给爷爷带的。爷爷喜欢读报,他要把自己“所在城市发生的事情带回去”,给爷爷留念。
“平平安安回家”,对苏俊熹的家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礼物,是父母叮嘱他无数次的话。路程要33个小时,除了行李箱和背包之外,苏俊熹还带了一个小挎包,单独放了三块大功率充电宝,以保证手机随时有电。
他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年近70岁,他想毕业后找份离家近的工作,陪伴父母。出来实习后,苏俊熹学会了几道家常菜,还学会了包饺子,准备回去做给爸妈尝尝。每年大年三十,苏俊熹一家都会在奶奶的老房子里吃团圆饭。去年,奶奶去世了,但团圆的计划没有变。
候车室里,最扎眼的行李是王昊的——一只粉色毛绒熊稳坐在箱子上,那是他送给一年未见的女友的礼物,行李箱里还有他给母亲带的珠宝和送给父亲的手表。他来自巴基斯坦,本名Alex,曾是郑州某大学的留学生,毕业后在河南一所民办本科学校教英语。这次,他要从北京西站坐车到大兴机场,再乘坐7个小时的飞机到伊斯兰堡。
陈凯刚刚从机场来到车站。他在日本留学,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回国,带了两个大箱子,准备回河南周口的家,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他用打工赚来的钱给妈妈买的化妆品礼盒、给弟弟妹妹们买的盲盒玩具。
不论年龄,在父母面前,大人也是孩子。
58岁的张香秀,抱着7岁的孙子坐在行李上,她的脚边铺着薄被,丈夫睡在上面。
这次回老家,张香秀最重要的事情,是去看望88岁的老妈。她心里愧疚。过去的30年,张香秀的身份从妈妈,升级到奶奶。儿子结婚有了孩子,7年前,她搬到儿子生活的城市——辽宁鞍山,帮忙带孙子。平时都是离得近的大姐、二姐照顾母亲,她只能用金钱弥补。
大概8天前,她带着孙子来到北京房山,和在这做装修的老伴儿团圆。等他放假,一起回河北邢台。
“忙忙叨叨,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张香秀感叹。等她回家,要蒸锅馒头、豆包,打了年糕,买上米、油、鸡蛋,去看看老妈。
新的开始
1月27日凌晨两点,电焊工秦松、木工何天、电工郭文志,三个陌生人已经成为朋友十几个小时。他们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务工,在当地机场遇到,一聊,才知道三人坐同一航班回国。
他们在机场的座位顺序,延续到了北京西站的候车室里。他们的话题,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作,到当地物价、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友善态度,再到中乌香烟的区别,就这么一直聊着,没人觉得困。
来自河南新乡的何天性格外向,他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水泥厂,已经连续工作了15个月。拉开他的行李箱,里面是给父母和孩子带的9公斤巧克力、两条香烟、几罐咖啡。
乘坐同一航班回国的还有43岁的刘成。
刘成是何天的工友,做水电,过去15个月,他一天没休息,“下雨天也干。”
他还记得,去年过年,公司给他们准备了六七个菜,一包糖,两袋花生,一人一瓶啤酒,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同胞在异乡过了个年。
在工友口中,刘成是一个节省的人。他们有很多例证:回国时,刘成把能带的都带了回来;行李箱上的那条彩色松紧带已经跟了他十年;从首都机场到北京西站,他不舍得打车,自己一人坐大巴过来;回家的车,他选了最便宜的那班普快,省下70块钱。
“省钱就是挣钱。”刘成笑着说,他的“抠门”是有原因的,“我是过过苦日子的,不舍得花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小学三年级被迫辍学,他十几岁就出来打工,从头到脚的自卑,深知钱来之不易。
1996年那年,北京西站的主体框架已经搭起,工程建设进入尾声,15岁的他跟着村里的人来到这片工地搬砖、和泥,打下手,一天挣七八块钱。一个月后,西站完全建好,他也回到了河北定州的家中。
如今再次来到西站,刘成感慨,“人生就这么过去了,困难的时候也就这么过去了。”
他和何天讨论着,来年还能跟哪些朋友、再去哪些地方打工赚钱。新的一年,他们都期待着新的开始。
春节临近,北京西站加开了多趟夜班车,深夜候车的人越来越多。
拥挤、喧嚣,有人显得无所适从。一个中年人拖着行李箱找到一处空地,直直立着,右手紧紧攥着行李箱把手。
更多人看起来是轻松的。男人脱下皮鞋,换上拖鞋,女孩戴着耳机看剧,几个大叔嗑着瓜子唠嗑,三个人围在一起打牌,孩子和父亲玩起了捉迷藏。大家总有打发时间的方法。
新京报记者 赵敏 【编辑:李岩】